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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日报报导，从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以来，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程。早期敦煌学主要是对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随着敦煌石窟图像资料的大量公布以及当地考古成果的陆续推出，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与新材料的发现紧密联系，与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息息相关。姑且不说藏经洞的惊天发现；不说具备现代考古学知识的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对莫高窟、榆林窟和汉长城、烽燧等遗址的考察记录、照相、测绘和盗掘；不说20世纪40年代向达、夏鼐、阎文儒、劳干、石璋如、张大千、谢稚柳、王子云、常书鸿、史岩、李浴等中国学者对敦煌地区的石窟、古墓葬、阳关、玉门关等遗址的实地调查和记录；也不说1944年在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体内发现的近百件古代文书，单只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敦煌地区的各种考古新发现，就改变了许多旧有的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未来，敦煌考古工作也必将为促进敦煌学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原始资料，对于更好地研究和认识敦煌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石窟考古方面，敦煌研究院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末先后四次对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1988—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石窟做了全面清理发掘，发现了南区窟前20余座殿堂遗址以及一些新的窟龛，特别是北区具有不同功能的僧房窟、禅窟、瘗窟、廪窟和少量礼佛窟，出土了包括各种文书、艺术品、生产生活用具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为研究莫高窟营建、使用、变迁历史以及敦煌历史文化增添了重要资料。目前，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对20世纪60年代记录的莫高窟崖面遗迹考古报告做整理研究，同时对莫高窟崖顶天王堂及其周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未来还计划逐步在莫高窟崖顶与大泉河两岸以及莫高窟周边的成城湾、采石场、五个墩、和尚沟、南天门、观音井、老君堂、王母宫等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清理发掘，以便瞭解莫高窟范围内具有礼拜、修行、生活、埋葬等不同功能的各个地点或者空间，更好地认识当时的佛教信徒是如何在莫高窟活动的，瞭解以莫高窟为中心的周边佛教遗址群的分布，更好地认识莫高窟当时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及其所起的作用。逐步在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等石窟开展非礼拜区域或洞窟，也就是类似莫高窟北区一样专门用于佛教信徒生活或修行的洞窟或区域的调查和清理发掘工作。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宿白的指导下，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等人完成了莫高窟的十六国北朝、隋代、唐前期（初唐、盛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中唐）、西夏、沙州回鹘洞窟的分期研究，对敦煌石窟的年代序列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敦煌研究院还将继续对敦煌石窟晚唐、五代、宋、元等时期的洞窟进行分期研究，并对中唐、西夏、沙州回鹘时期的洞窟分期成果进行补充修订。继续加强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石窟基础性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敦煌石窟中大量的供养人题记和壁画榜题文字资料的全面整理也在进行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尝试编撰详细的洞窟考古报告，通过文字记录，绘制实测图，拍摄图版照片，先后整理完成了莫高窟第285窟和第248窟的初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由樊锦诗主持编着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按照国家文物局印发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敦煌研究院计划2025年前完成肃北五个庙石窟窟前遗址、北魏洞窟窟前建筑遗迹考古工作和《敦煌石窟全集》第2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2030年前完成《肃北五个庙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2035年前完成第3卷《莫高窟第251—255窟考古报告》及第4卷《莫高窟第260、262、263、265窟考古报告》。石窟考古报告作为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档案，对于石窟的保护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提供的详尽原始资料也将极大地推进石窟考古与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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