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厚植人文精神的深圳表达

提要

(资料图片)

深圳发展的每一步始终把人放在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提倡对人的关怀，珍视人的作用与价值，肯定并尊重人自主选择与追求自我实现的权利。深圳这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深厚的人文意识，实质上是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人文环境的产物，也正是这样的人文环境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进而形成了深圳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缔造了一日千里的深圳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学界已有大量文献对深圳的成功进行解读，大多是从经济学视角。本文试图从人文精神视角解读，同时回应热议的“深圳如何进一步涵养城市科学精神、人文精神、艺术精神”话题。

1 厚植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生而为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尊重人本身的传统。如《幼学琼林》所言：“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蕴含着人的命运并非天定而全在乎自我主宰的意蕴。《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英雄史诗，到近两百年来中华儿女面对种种磨难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终究“唤得雄狮醒东方”的复兴之路，无不向世人昭示着一种精神：人，当刚毅坚卓、自强自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和谐共处，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人类始终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圣人有训：“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贤如是教导我们为人处世要有同情心、同理心，时时为他人着想，绝不能将一己好恶强加于人。在此基础之上，中华民族的子孙更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怀他人，便是关怀自己；帮助他人，便是帮助自己。我们的先贤相信，倘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能以此为信条，那么终有一日，人类将迎来那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大同世界。

五千年来，正是这些深厚的人文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秉性与智慧，引领着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

2 厚植人文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鲜明品格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便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以人本身为终极关怀，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目标，鼓舞着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这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共享的美好世界而奋斗终身——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心怀兼善天下的理想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期望到达的那个大同彼岸。

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始终以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情怀，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传承和发扬着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文品格。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务求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理念体现在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党领导人民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且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然迈出了“强起来”的铿锵步伐。

纵观百年党史，在通过革命获得执政地位到长期执政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永远是厚植人文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信条与情怀。

3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厚植人文精神的产物

深圳四十余年来探索与发展的轨迹之下，浸染的是中国共产党浓墨重彩的人文底色。

从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自力更生，走向伟大转折后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文交流合作的选择。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迎来了一轮宝贵的窗口期。四十余年，深圳经济特区充分利用来自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源，乘着全球化浪潮在南海之滨振翅而起；未来，深圳也必将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在借力全球市场之余，作为世界各国共乘中国发展“复兴号”的“枢纽”，走出一条共享繁荣兴盛的康庄大道。

通过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民立场，作出的人文关怀的选择。自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18年，深圳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越香港，位居粤港澳大湾区之冠。四十年沧海桑田，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外，如今的深圳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前来定居。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发展的选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深圳不断通过完善市场分配、二次分配以及三次分配机制，致力于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在特区之外，深圳对口帮扶地区涉及9省103县（区、市）。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465亿余元，帮扶项目5.1万个，推动对口帮扶的4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4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我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履行了经济特区应尽的职责。

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后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今看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文交流合作、人文关怀、人文发展的实践在中华大地树立的一座不朽的人文丰碑。

4 厚植人文精神是深圳经济特区飞速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强劲动力

深圳发展的每一步始终把人放在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提倡对人的关怀，珍视人的作用与价值，肯定并尊重人自主选择与追求自我实现的权利。深圳这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深厚的人文意识，实质上是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人文环境的产物，也正是这样的人文环境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进而形成了深圳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缔造了一日千里的深圳奇迹。

国际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答题，也是人文发展的必答题。国际化强调人文交流与人文合作，正是国际化赋予了深圳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以及实现人文发展的城市底蕴。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天然地带有国际化城市的基因。在党中央的支持下，深圳经济特区立市之初便充分发挥毗邻香港、交通便利的地缘优势，在依靠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对外贸易的同时，深圳更得以与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交流、碰撞，由此激发出思想与人文精神的火花，加速了深圳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下思维成见与制度定势的进程，开改革风气之先。除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广泛而有取舍地吸收、学习世界领先的技术、制度、经济模式等等，国际化的人文精神也涵养着深圳。

众所周知，深圳是著名的志愿者之城。这一现代理念的志愿服务制度与模式，正是通过成立于1990年的深圳市义工联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做志愿者”，已成为深圳闻名全国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1948年，世界红十字会首次提出了“自愿无偿献血”呼吁。而自愿无偿献血这一充满人文关怀的制度在我国的许多“第一次”也是深圳创造的：1993年5月8日，深圳红十字会与血液中心在罗湖东门工人文化宫广场上首次开展自愿无偿献血活动，翻开了中国无偿献血事业新的一页；1995年，全国第一辆流动献血车进驻东门，开创了我国街头无偿献血之先河；同年，全国第一部无偿献血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无偿献血及血液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及至1998年，深圳仅用了5年的时间，便在全国率先实现无偿献血100％满足临床用血的目标。在国际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深圳企业，在学习、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是先人一步，展现出其对人民与社会的担当。《2020－2021年深企社会责任发展报告》显示，腾讯、华为、深业集团、中国广核等39家深圳本土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达到80分以上的五星级水平，深圳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凡此种种，无不体现着作为国际化都市的深圳从始至终都在走一条人文发展的文明之路。

市场化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融入国际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法。在此，深圳又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市场化锤炼了深圳遵从规则的竞争精神。深圳四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既没有把国有企事业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于全国率先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推行三项制度改革，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打造出一批优质的国有企业，同时平等对待民营企业，保护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由此涌现出华为、腾讯、大疆等一大批世界级的民营企业。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产业升级的进程，是以发挥市场化这一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为基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市场化的深圳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和文化人才施展才干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相应的，文化产业也早早地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当然，在这些亮眼的成就之外，更不能忘却的是深圳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坚定走市场化道路的初心与根本目的：改善人民生活。自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5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5元，而同一时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739.1元；至2022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72718元。更重要的是，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圳，赋予了个体在此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前所未有的选择的权利。

职业化是市场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人文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深圳在改革之路上勇敢地拥抱了职业化，正是职业化练就了深圳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职业化代表着工作状态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强调职业素养、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便率先打破了由上级部门或单位调派人才的做法，开启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职业化人才的先河。正是这样一支职业化的人才大军支撑了深圳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而深圳的职业化制度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自我实现的契机：竞争上岗、量才为用，拒绝论资排辈，以专业能力和业绩论英雄。职业化的深圳成就了人才，职业化的人才也成就了深圳。

乐于探索，而非跟随，是深圳在主动融入国际化、市场化和职业化进程中最显著的人文标志。正是这种探索的秉性激发了深圳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深圳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创新之路必然充斥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成功往往是小概率事件，但深圳并未因此望而生畏。深圳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不仅实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大体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制度突破，还使深圳成为大湾区耀眼的创新之城。更为关键的是，正是“鼓励创新”同时又“宽容失败”的人文理性，使深圳成为了众多怀揣奇思妙想的年轻人创业、创新的热土。在深圳，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失败。

5 厚植人文精神将引领深圳经济特区走得更远

新时代呼唤深圳更高水平的人文精神，这就特别需要深圳的国际化迈上新台阶。国际化本身便是一种“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人文精神，国际化的精髓是学习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22日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明确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过去四十余年深圳所走的国际化开放之路，主要面向的是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未来的深圳要在此基础之上，走向涵盖世界所有地区和文明的更为广阔、全面的国际化。以基础教育为例，深圳既往的外语教育基本是以面向英美世界的英语为主；未来可在基础教育阶段为学生们提供诸如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日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多种多样的语言选择，使下一代深圳人拥有更多元的全球化选择，同时也使深圳成为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汇点。

过去四十余年深圳所走的国际化开放之路，主要集中在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开放合作；未来的深圳必将走向包括制度、教育等领域的全方位开放。以深圳教育为例，深圳的高等教育虽然起步晚、体量小，但与境外合作办高等教育起步早、体量大，而且质量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在国内有关合办大学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三位；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学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未来，深圳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中外合办大学先行示范区，大胆吸收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一切可资借鉴的制度与方法，结合深圳自身的特点融会贯通，形成深圳高等教育的独特风格与独特优势。此外，依托各中外合办大学的区位分布及各自的国际特色，深圳还可打造各类别具一格的国际化社区，如纽约、柏林等国际化大都会都存在由来自不同国家、族群构成的生活与文化空间，这些国际化社区的存在将使深圳的国际化更为多元化、更具活力。四十年前，深圳靠中外合作企业独步天下，创造了外向型经济大市、强市；未来，深圳完全有可能依靠中外合办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弯道超车，建设全国最高水准的国际化高等教育体系。

新时代呼唤深圳致力于科学、技术“无人区”的探索，为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懈奋斗。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未来的深圳更要赓续以厚重的人文底色为基础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比如，以改革科研基础设施及课题立项审批为突破口，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两条腿走路”，促进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与充分调动科学家积极创新相结合。通常而言，从无到有、从0到1的基础研究往往起源于科学家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其着眼点在于发现事物的真相与本质规律，未必具备“看得见、说得清”的功利价值。此外，从基础研究到真正转化为突破性的技术变革，其周期往往是漫长而不确定的。

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真正实现基础科研、原始创新方面的突破，深圳应秉承四十余年来包容、开放的人文态度对待针对科学，并且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胸怀学习、借鉴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有利于激励、成就探索与创新的制度范式。惟此，深圳方能走向更为遥远的未来。

（朱迪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杨彦哲：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该院郭正林、袁晓江、董翊彤三位教授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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